康凌 | 分化世界中的劳动者：脑体分工与当代中国的打工题材非虚构——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无尘车间》等文本为例

王永：《打工潮》

内容提要

本文以近年出版的多部书写打工经验的非虚构作品为对象，考察其叙述形式所具有的新的特征与变化，并揭示这些变化与国际分工、城乡差异、阶层分野、性别等级等诸多分化性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力量不仅塑造了劳动者经验的当代形态，也对文本中叙述者的功能和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本文特别考察了脑体分工的想象与实践在这些非虚构作品中的奠基性作用。这一讨论不仅试图展现这一要素如何持续介入写作者对劳动经验的刻画、对劳动者形象的塑造，以及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更意在以劳动者书写为媒介，思考克服脑体差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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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者形象 非虚构 脑体差别 打工文学 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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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史上，关于劳动者形象的塑造以及劳动经验的书写贯穿始终。从五四前后对“劳动者神圣”的提倡到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形象谱系到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底层文学”讨论，围绕劳动者问题展开的文学创作、理论论辩与社会实践构成了一个多世纪中新的文类建构、文体更新与形式实验的核心动力。围绕这一主题，各种身份与立场的写作者展现、打量其所身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与危机，建构、反省自身的伦理姿态与社会位置，并创造出一系列全新的想象与介入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问题所内在包含着的生产与生活之关系、阶级的平等与尊严、个人与共同体的连带、书写的权力与文化的普及等命题，勾画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诸多论辩的基本话语形制，这一问题不应仅仅被视为孤立的文学“话题”，相反，由此出发可以探验“文学”这一文化政治实践本身在现代中国所具有的潜能与边界。

蔡元培题“劳工神圣”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

正是因此，即便在21世纪，劳动者问题在文学界和社会公共文化领域中的每一次出现，依旧能够有力地牵动当代中国的文化神经。除了延续至今的底层文学论争或是关于庶民问题的理论译介，仅就近年而言，打工诗人许立志的作品与命运、范雨素和皮村文学小组的实践，抑或关于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状况的书写等。抛开其中难免掺杂着的猎奇目光，这些个案所激起的广泛而热烈的回响与共鸣，一次次将劳动者问题带回公众视野，牢牢地楔入当代话语之中。

在这些讨论中所涉及的劳动者，早已不是文学史上曾占据主流的国营工厂中的工人，而是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渐涌现出来的农民工群体，或者说是一种“新工人”。按照学者吕途的定义，“新工人”指的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展开，数量庞大的打工者群体从乡村涌入城市各制造业与服务业部门，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1]因此，尽管这两个群体的日常工作内容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新工人”却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对自身身份与境遇的理解方式和表达策略，[2]他们身上也扭结着更为繁复的矛盾和困境。

关于打工者群体的当代表达与论述中，一方面固然沉淀、回荡着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艺经验以及评价，但另一方面，它们更指向了作为“世界工厂”的当代中国所面对的种种新现象与新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的劳动分工与第三世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中的劳动形态、变动不居的城乡关系中的劳动者身份认同、算法机制对劳动管理方式的重构等等。这些论题所指向的全新的生活经验不仅对文学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反过来将写作实践带入了围绕当代文化状况所展开的论辩与斗争之中。文化领域相关论争的层出不穷恰恰表征了这一斗争的延续状态，它所证明的是，当西方的文化理论话语开始以“后工业”、“后生产”状况为线索展开时，劳动经验与劳动者问题依旧是今日中国的自我理解中必要且有机的思考对象和反省视域。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法律出版社，2013年

翻阅近年来与打工题材相关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不论就写作内容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还是就作品所引发的关注和争议而言，小说这一体裁似乎逐渐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在目前的文化出版与阅读市场上被命名为“非虚构”的文本。本文的讨论即以这些文本为对象而展开。这些文本的作者背景不同、动机各异，有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也有人类学、社会学领域中的研究人员，有从事深度报道的媒体记者，也有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将他们归入某个统一的标签之下，不免有简化复杂性的嫌疑。本文无意介入关于非虚构的概念厘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及其重建等话题的论辩，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已有不少有益的讨论。在本文中，我以“非虚构”一词涵盖这些文本，仅仅是希望凸显在这些文本中在不同的写作方式下或多或少地共享着的某种“纪实”性质或追求。

但即便是这一权宜性的命名，也多少存在些问题。这里的“纪实”二字之所以打上引号，恰是因为关于何为“真实”、如何以文本为媒介触及乃至再现“真实”，正构成了非虚构的文体之辨的核心问题。本文的讨论一方面与这些普遍问题相关，另一方面，它的范围和目标却要有限得多：我想呈现的是，在捕捉“真实”劳动经验的运动中，出现了哪些形式策略或特征？我们如何理解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非意在“判别”某些写作内容的“真实”与否，而是试图展现在不同的形式化方案中，关于“真实”的书写边界、合法性来源和斗争范围，是如何在各种想象的与现实的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被勾画出来的。

具体而言，我将首先以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下简称《词典》）、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以下简称《打工女孩》）和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以下简称《中国女工》）等作品为例，揭示当代中国的打工题材非虚构作品所共享的某种叙述形式特征。我试图指出，在一个被国际分工、城乡差异、阶层、性别等多重的分化性力量所塑造的世界中，打工者所处的生产空间及其生活世界成为一个难以被“看见”和理解的空间。正是这一状况，对相关作品的叙述形式，尤其是叙述者的功能和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往往在讲述打工者个体的生活遭际之余，同时具有一个“阐释者”的角色，不断提取并解释个体故事中的普遍性意义，并保证它们能够被有效地“翻译”给劳动者世界“之外”的读者群体。就此而言，打工题材非虚构可以被视为围绕着分化世界中的诸条断层线所组织起来的写作，它一方面总是带有某种越界的性质，另一方面，其形式特征本身也成为了这一分化状态的寓言。

其次，在诸多分化性力量之中，我将集中讨论其中一种：脑体分工。相对于上文提及的各种力量，脑体分工在我们对劳动者的认知中扮演的角色同样重要，但其所受到的关注和讨论却远远不足。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一分化力量不仅作用于劳动者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它更作用于这些非虚构的写作者和被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劳动者”在社会位置与社会想象中的差异，正是脑体分工的一种典型的物化形式。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必然在劳动者问题之外，同时指向写作者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在此，我会以作家塞壬的《无尘车间》和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作品为例，揭示脑体分工在打工题材非虚构中的作用。脑体分工如何深刻介入、形塑作者对劳动经验的刻画、对劳动者形象的塑造，以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构，另一方面，其中的某些瞬间与裂隙也指向了反省与克服分化的可能空间。

不可见性及其语言形式

翻开几乎所有关于打工主题的非虚构作品，我们都会很快读到关于“工厂世界”的封闭或是“不可见性”的描述。以制造业集中地东莞为例，从美国来到此处的张彤禾很快感到，“对外面的世界来说，东莞仿佛是隐形的。”她在“北京的朋友”即便途经这里，也从未进入其中一探究竟。[3]本身长居东莞的塞壬也发现，虽然在物理空间的意义上，她的“生活被工业园区包围”，从阳台上就触目可及，但在意识层面却“从未留意过”，那些空间“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生活在“神秘厂房里的”劳动者也是“看不见的”。[4]

这种“存在”而又不被“看见”的状态，被打工文化研究者归纳为“有实无名”，即一方面作为实体真切地参与了社会经济的运转并且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没有获得清晰的社会认知或是集体身份的自觉意识，从而只能长期处于“我们可以摸得着，但是看不见”的境遇。[5]我们所关注的农民工群体，用黄宗智的话说，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中产阶级的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6]。

造成这一状况的分化性力量有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素至少包括收入差距的扩大、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分工。正是三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劳动者世界在当代公共文化生活中渐渐消失：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民工与城市中产阶级在最基本的物质消费层面逐渐被区隔开来，两者不仅在分配结构的意义上发生断层，更在日常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上——不同的居住社区、餐饮购物空间、信息交流渠道等——失去了彼此照面、互动、建立有意义的社会关联的可能。同时，户籍制度的延续也使得打工者无法获得稳定的市民身份和关于自身未来生活的想象，无法有效地参与城市的公共生活，进而无法参与公共话语，表达自身利益，建构集体形象。工厂世界与打工者形象几乎只能以“突发事件”的形式出现在媒介传播领域中，其日常运作则退出了公共关注视野。

相较于收入差距和户籍制度所受到的关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分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似乎较少为人所提及。在这一分工模式中，作为生产国的第三世界主要地为第一世界的市场而非本国的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中国所承担的“世界工厂”功能意味着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者与本国消费者之间常常是彼此分离的。对于后者而言，前者所制造的并不是“我们的”消费品，两者无法基于商品的流通而产生社会关系，这也降低了后者对前者的关注程度。这种由全球化所导致的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的跨国分配，反而使得欧美的消费者和东南沿海的农民工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90年代以后，大量关于中国劳动者状况的新闻报道与非虚构作品出自欧美国家的写作者之手——供职于《华尔街日报》的张彤禾正是其中之一。她曾注意到东莞制造业从业者对英语的集体狂热，而这正是因为“几千家工厂都在为外国客户服务”，使得英语成了“东莞职业生涯的基础”。[7]除此以外她还发现，工厂工人的工作安排和生活节奏与本地生活作息的传统或习惯毫无关系，她们严格地遵循着“鞋子的节气”，即由欧美夏季海运状况、时尚更迭周期或圣诞消费高峰所决定的“全球制鞋业的历法”。[8]

张彤禾：《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张坤、吴怡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在多重分化力量的作用之下，在前三十年曾经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过主导性位置的劳动者群体及其生产空间，成为一个存在但却不可见的隐秘对象。更进一步，甚至对工厂世界中的打工者而言，这种状况也成为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书写中根深蒂固的意识。这种意识最为鲜明地表达在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作为一位具有丰富打工经验的作者，萧相风在描述“工业生活”时，选择以“词典”作为形式意味深长。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功能和定位的知识产品，“词典”似乎内在地带有某种关于其内容的“客观性”与“规范性”的承诺。但细勘萧相风在各个词条下所陈述的经验和思考，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书中固然包括对某些特定生产术语的解释（如“ISO”、“QC”、“流水拉”等），但更多是“个人的体验和眼光”[9]的表达，包括情感生活、理论辨析，甚至还插入了不少个人的诗歌作品。由此，本书的内容似乎反讽性地解构了其词典形式所暗示的普遍性。

然而，本书中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面向。在萧相风这里，“词典”的真正身份是一种“解码”工具，一种破解“工业生活”所特有的编码体系的手段。它所提示的是，在“南方工业生活”中，即便是个体的故事，也无法脱离一种特定的集体语言而被讲述，无法脱离对这种集体语言的掌握而被理解。具体而言，在这本书里，作者经常在不同词条的解释过程中插入参引其它词条的提示。譬如在“爱情”这一词条下，作者写到了他的朋友小Q的故事，文本先介绍了小Q和“我”的关系：“小Q个子矮小，是我的老乡（详见‘老乡’词条）……”然后介绍他的职业：“……后来开货车，开叉车，再后来摆地摊（详见‘摆地摊’词条）。”之后介绍小Q追求的女孩：“女孩在注塑车间（详见‘塑料’词条）批锋，产线上好几个技工（详见‘技术员或扳手’词条）和搬运工竞相追求。”[10]

在这些段落——同时也在整本书的写作——中，类似的括号和“详见”几乎无处无之，它们共同织就了一张密集的语义网络，符号在其中的互相勾稽串流，使它几乎成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网络。它所暗示的是，在这个故事讲述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每一个词，不论是“边防证”“出粮”“工伤保险”这些貌似特定的术语，还是“老乡”“摆地摊”“塑料”这样最为基础、最为普遍的名词，都没有办法基于“南方工业生活”以外的经验和语言体系来理解。读者在解释“爱情”的词条中读到“老乡”时，不能基于自己对“老乡”这个词的一般理解来阅读，必须以“南方工业生活”之中“老乡”这个词的特定意味来加以读解。——“南方工业生活”中的每个故事，似乎都是以某种谜语写就的故事，都是意义无法自明的、有待破解的故事，而破解的门径，又来自“南方工业生活”自身。

可当我们顺着“详见”的提示翻到“老乡”“摆地摊”“塑料”等词条之后，又会在解释文本中遇见更多的括号、更多的“详见”，引导我们走向更多的词条。解码的道路无穷无尽，其长度如同语言和生活本身一般近乎无限。于是，作为解码工具的“词典”，在这里所提供的恰恰不是通往“南方工业生活”的捷径，它事实上标志的是解码的不可能性，一种从“外部”、或是基于“外部”的语言经验来窥视、理解“工业生活”的不可能性，一种“语言”层面的分化状态。

唯有在这一层面《词典》一书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才体现出其强度所在：当它在内容上提供了大量关于打工者日常生活经历的生动翔实的描写时，它的书写形式却时时质疑我们关于这些描写的理解是否有效，两者之间的张力由此构成了关于“工业生活”的“不可见性”的寓言。

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花城出版社，2011年

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化状况指向了日常生活和世界观层面的隔离，不同的人群在生活经验方面的巨大差异，带来了基本的认知模式上的不可通约状态。在《词典》中，这种不可通约状态被转化为“语言”的撕裂，转化为对同一个词的“词义”的认知撕裂。但更重要的是，或许正因为语言的边界指向了生活世界的边界，所以，借由对这种分化状况的揭示，《词典》一书暗含着一种召唤：要真正理解打工者及其生产空间，我们需要的绝非一部“词典”，绝非某种“阅读”的兴趣或是“解码”的技能，而是纵身入局，真正跨越生活世界的边界，进入“南方工业生活”之中。

叙述者与阐释者

新世纪以来，也确实有不少记者、学者、作家跨入了这一世界，许多打工题材非虚构作品正是这些尝试的产物。由于长期的不可见状态，当代中国的生产空间已成为一个隐秘而独立的世界，仿佛具有某种不为外人所知的运作法则和文化规律。因此，在这些作品中，进入工厂世界的过程总是被表述为一趟大开眼界的旅程。张彤禾曾花了连续五页的篇幅，描写从广州火车站乘大巴到东莞之初所见的景色。从车站的横幅标语到高架下的工人宿舍，从街道上的农民工群像到城市路网的规模，从公园广场的青年到工厂夜间的灯火，大段的鸟瞰式、全景化的视觉修辞引导着读者进入作品所书写的“工厂世界”。这种事靡巨细的风景化策略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克服不可见性，恢复人们对打工生活的日常环境的感知，进而在生活经验的层面重建可沟通性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们也反过来暗示、塑造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的位置和立场。在由外至内的过程中，这个观察者不断“框取”她认为有意味的“风景”来展现、揭示劳动者世界的秘密，而读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正是透过她的视角的中介，才被逐渐建构起来。

更重要的是，当这个观察者所框取的细节过于特殊，其意义难以自明地向外部世界的读者呈现时，她往往会从关于工厂经验的叙述之流中跳将出来，开始扮演一个“阐释者”的角色。打工题材非虚构的文本构成因此常常呈现为“个别性的叙述”和“概述性的阐释”两者交错出现的面貌。在《打工女孩》中，张彤禾跟踪描述了吕清敏和伍春明这两位女工走出农村进入工厂车间之后的生活变动。有趣的是，作者对她们的个人生活的叙述，总是被她的阐释性冲动所打断。譬如作者在写完吕清敏如何在姐姐的帮助下完成了中专学业并被姐姐带到城市工厂开始打工的过程后，插入了一长段关于农民工在农村的社会地位、195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状况、当下的城乡经济关系等命题的讨论，进而分析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这一选择的动机，之后才转回去叙述吕清敏在人才市场找工作的经历。作者在写完伍春明如何阴差阳错从流水线操作工的位置跳出来，当上了办公室文员的过程后，立刻插入了一长段关于女性打工者的自我意识、性别分工、职业目标、婚恋状况的讨论，随后才回过头去讲述伍春明之后的晋升之路。

这种叙述和阐释的交织，最典型地表现为文中叙述对象的“主语”的切换。在叙述个体故事时，吕清敏和伍春明是当然的主角，而一旦切换到对她们的经历的阐释，主语就换成了“农民工”“打工女孩”“女人”“年轻姑娘”这样群体性的指符。这种转换一方面披露出劳动者世界中的活动者在经济或文化领域所共享的某种结构性位置，正如张彤禾所说，打工女孩的故事总有某些“共性”；另一方面，它也将前面的个案描述收编为这种概括性阐释的一个例证或是注脚。个体生活中的经验与选择，似乎只有被纳入集体的命运沉浮中，才能获得其“公共”的意义。吕清敏和伍春明的个人故事，因其同时具有的——或者说是被赋予的——“农民工”故事、“女性打工者”故事、“年轻女性”故事，乃至“当代中国”故事的身份，而获得了“可见性”。

主语的切换标志着“阐释者”取代“叙述者”登场的时刻，也因此必然反过来透露出这一“阐释者”在解码特定细节时所采取的主观立场与视角。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类非虚构写作的有效性，其实在根本上取决于从个体到集体、从特殊到普遍的转换关系的有效性。成功的阐释者能够揭示出运作在劳动者个体命运背后的普遍性力量，从而建立起超越分化边界的情感共鸣和理性认识。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这种转换则不免令人生疑。在书中，我们经常能够遭遇对个别的、偶然的细节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性意义的过于迅速的提炼。人才市场上秘书和保安的招聘广告中对身高要求的描述，被作者视为“中国人对身高的迷恋”的表征；[11]作者在东莞的商业培训班的经历，向她展现了“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12]，而培训班上的一位学员在人际交往上的胆怯，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行为规范”与“现代的打工世界”之间的张力；[13]作者在一次约会交友活动中的观察，成为“中国人”如何“在群体中交往”的样本。[14]

在这些时刻，阐释者自身的总体化冲动盖过了对叙述细节的语境化的思考，她急切地将个体劳动者参差芜杂的经验修剪成一个轮廓清晰意义明确的“中国故事”，以呈现（或者说附会）写作者自身对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观察和想象。这样的“中国故事”固然比劳动者的个人故事更有公共性，但它们却已然失去了与这些劳动者故事之间的有机关联，成为阐释者的自我投射的产物。

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这种投射常常并不出于对于打工经验的有意遮蔽或是扭曲，在一些时候，它甚至是出于某种解放性的意图。社会学者潘毅基于自己在深圳一家电子厂的参与式田野工作，完成了民族志作品《中国女工》。此著细致深入地描摹了女性劳动者在阶层、性别和城乡差别的三重张力下，与国家、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等力量展开复杂的对话、协商与斗争，并艰难地建构自身的主体身份的过程。在写作过程中，潘毅同样采用了叙述和阐释交叠的形式，不断将个案转换为普遍性的表征——冬和春的故事被阐释为面对农村家庭及其父权制体系的支配和反抗的象征，美芳的经历则呈现了打工者如何在生产机器的规训中探索自我身份，诸如此类。潘毅将她所遭遇和记录的个体女工的故事一一“放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中”[15]，作为转型中国的诸种结构性因素的扭结点来理解。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任焰译，九州出版社，2011年

或许是潘毅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人类经验的丰富和混乱“从本质上就在抗拒着被模式化和概念化”[16]，此著的阐释因对女工自身经验、欲望和抉择的内在理路的精细体认而显得妥帖而有力。直到接近结尾的地方，作者写到一位名叫阿英的女工时常在深夜因噩梦而发出尖叫。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英有任何主观上的斗争意识和行动，但作者在此却执意将她的尖叫命名为“一种抗争次文本”，它“抗拒着自我分裂的可能，捍卫着打工者主体的自由”。为了完成这种论述上的转换，作者借道精神分析、福柯、克里斯蒂娃、德勒兹、瓜塔里等大量理论路径，一方面将尖叫视为身体在饱受压抑和伤痛之后失去话语能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将这一结果翻转为在“前语言”层面展开的抗争，由此将阿英界定为“反叛的主体”“实践的行动者”。[17]

阐释者所试图呈现的似乎不再是尖叫这一行为对于阿英，或是在女工生活世界中所具有的意义，而是它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工作者所可能具有的意义。阿英的行为蜕化为一则材料，在远离它的发生语境的话语空间里，被转化、命名为一则关于文化政治抗争的神话，而这种去语境化的文化抗争是否能够为阿英和她的女工同伴们所理解和接受，似乎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事项。用姜涛的话说，这种复制于理论的主体想象，似乎“因无须面对实践的艰巨而显得过于明快”[18]。

对“去语境化”的批评绝不是说阿英这样的打工者不可能懂得社会学理论——这无非是另一个层面的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是试图将劳动者阶层所面临的教育资源和空间的匮乏状况本质化为对他们的智性潜能的贬低。这里的批评所希望追问的，是潘毅在理论论述中建构起来的关于“病痛”和“抗争”的界定，与阿英基于其生活世界的经验所获得的关于“病痛”和“抗争”的界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当阿英说到她尖叫的原因是“我心里头有问题……我有病……这就是我做梦尖叫的原因”[19]，她究竟在说什么？这里的“心”和“病”，甚至是“梦”，是否能够在潘毅所动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话语中得到充分的解释？或者说它们有其自身的更为本土的历史语境和理解框架吗？如果有的话，它们能否被完全吸收进潘毅的社会学理论话语？

如果前文所述，萧相风的《词典》给我们认识劳动者世界带来的启发，是对同一个语词在劳动者世界内外的不同语境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的审慎自觉。如果不对阿英及其同伴对“尖叫”和“病痛”的内生性理解做出充分的说明，不对阿英所处的劳动者世界中关于“抗争”的观念及其转变的物质条件和可能做出充分的说明，更进一步，如果不对社会学理论话语中的“抗争”和“行动”如何有效地被纳入阿英的世界，成为其中的自觉部分的可能路径做出说明，那么潘毅对于“尖叫”的阐释，与其说揭示了劳动者世界中的“一种抗争次文本”，毋宁说是民族志工作者排演的一出抗争戏码——在其舞台之后，女工自身关于尖叫和病痛的理解，被社会学理论话语的普遍性外观再一次遮蔽了起来。

桑顿（Robert Thornton）在对民族志写作的修辞方式的反思中曾提到，民族志研究中的根本问题，是以写作的方式，将“日常”置入与“历史”和“环境”的关系之中，让微观与宏观相汇合。如果说微观指的是民族志学者所身处的地点、听到的言谈、遇到的各色人等，那么宏观指的就是某种被想象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只有当民族志写作成功地基于微观材料而呈现出这种“整体性”的存在、建构出“社会结构”及其意义和规律，它才能够真正宣告“完成”。[20]

桑顿探讨了“分类”修辞如何成为民族志写作中用于建构“整体性”的重要策略。而与之类似，本节的讨论所表明的是，打工题材非虚构中“阐释者”角色的出现，同样具有这种建构整体性的意图和作用。这些阐释性的段落总是试图将劳动者个体生活经验中的细节提炼、转化为某些更为普遍的、总体性的力量或是结构的例证与症状。然而，与桑顿所论不同的是，在我看来，当代非虚构写作中对于这种整体性的追求，不仅仅出于学科内部知识生产的要求，它更是对于当代劳动者及其生产空间在分化世界中所处的“不可见”位置的一种回应。在这种“不可见”状况中，劳动者世界中的生活细节不再能够自明地为外人所理解，不再“天然地”具有某种公共的可读性。在这样的压力下，非虚构文本中的叙述者必须承担起额外的功能，必须同时成为阐释者，成为其所叙述的故事的公共性的建构者。

不论是将劳动者的故事阐释为女性故事、中国故事抑或抗争故事，这些非虚构作者所从事的，在根本上都是一种跨越分化、重建公共性的工作。如果当代非虚构的写作与民族志传统似乎分享着某种共同的习惯或是策略，那么这不仅是出于有意的借鉴和参考，更是因为两者所面对的文化任务和回应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民族志写作起源于将“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21]的需求，而在当代世界的分化状态中，劳动者世界对很多人而言也已经陌生得近乎异地异族。当劳动者世界的生活经验本身被国际分工、性别关系、城乡关系等多重分化力量所切割，劳动者非虚构也必然成为围绕这些不同的断层线而组织起来的写作。作为这个分化世界里的居中翻译者，这些作品一方面总是带有某种越界的性质，另一方面，从“词典”到“阐释”，它们所采取的书写形式又一再影显出这一分化状况的延续。

生产空间中的脑体分工

在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当代劳动者状况的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化领域中的讨论里，关于城乡、性别和阶层等差异的议题始终聚讼纷纭的热点。相较而言，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分化性力量——脑体差别或脑体分工——却似乎不再为人所重视。然而，这一力量对于打工题材非虚构的写作实践而言却具有奠基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脑体分工依旧在塑造当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组织方式以及对劳动者的公共认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因为它是写作者在理解自身与写作对象的关系时有意无意参引的重要框架。

综合过往关于劳动生产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般而言，脑体分工表现在三个相关的维度中：首先，在微观的劳动过程的层面，现代社会中的脑体分工起源于劳动者的工作内容的高度“去技能化”，也即生产过程被不断分解为最为简单、单调的人的躯体动作的重复，排除了任何对劳动者的主观经验和技能的要求。其次，在中观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层面，脑体分工体现为负责计划与决策等脑力事项的管理阶层和负责执行与操作等体力事项的执行阶层之间的分化，或者说表现为一个单独的、非生产性的管理阶层在生产场域中的出现。最后，在宏观的社会层面，脑体分工越出生产领域，表现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社会经济结构、大众认知和身份地位方面的差异。在生产经验中形成的特定的结构性关系和对自我位置的认知，被普遍化为社会阶层的划分和定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位置”的功能性的分工，被本质化为关于不同“人”的分类方式和等级排序的法则。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区分不再被认为是社会分工的历史产物，而是两者所具有的不同的“内在”属性的结果，并由此衍生出各种刻板印象和歧视性的文化想象。[22]

麦克·布洛维：《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周潇、张跃然译，沈原校

世纪文景，2023年

而在这种文化想象中，以作家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因其所从事的工作的非生产性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典型”的脑力劳动者，与劳动者阶层构成了脑体差别的两极。以克服脑体差别为目标，曾经出现过一系列以作家进厂、下乡“深入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主要方式的要求和安排。这些实践的宗旨和效果曾引发巨大的争议，这些办法本身也早已不再是当代作家成长过程中的常规部分。不过，它们所回应的那种认知模式，即作为“脑力劳动者”的作家和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者在社会位置和社会想象中的差别乃至对立关系，却依旧是当今关于脑体分工的理解中的主要物化形式之一。因此，在考察由作家所创作的打工题材非虚构作品时，他们如何处理脑体分工，这一分化性力量如何塑造他们对劳动者形象或是自我形象的认识和描写，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我将在本节中着重讨论广东作家塞壬的《无尘车间》一书。在2020年与2021年，塞壬曾三次从单位请假，先后以合同工、劳务派遣工和日结工的身份进入东莞的不同工厂（三段经历依次为40天、17天和二十多天），写下《无尘车间》《岌岌可危》和《日结工》三篇非虚构作品。在这些篇章中，塞壬为自己设定了双重任务：一方面，她意图呈现当代打工群体不同于“苦难”“绝望”“不公”“被歧视”“愤怒”等经历的面相。在她看来，过去的打工文学作品都因过于强调受害者叙事，而忽略了打工者普遍的“安于此命”的状态、“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平衡的”心理情绪。[23]另一方面，在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中，更包含了一种作为作家的自我更新和自我重塑的需求。作者发现自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已经“与这世界隔离得太久”，不仅“没有值得记住的人和事”，甚至于感受不到“生命之重”，面对媒体报道和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疫情下的生离死别或苦难，她发现自己已然“不为所动”。而这一麻木状况对“灵魂的质量”和“写作生涯”，都构成了“致命的危险”。因此，这趟“工厂流水线”之旅，本质上是一趟自我激活之旅，作家希望以此为媒介“重新归来，从颓败、钝化的人生中醒来”，重建自己作为作家的主体能力。[24]

塞壬：《无尘车间》，译林出版社，2023年

在这一趟观察劳动者、重塑自我的旅程中，脑体差别成为最为重要的叙述轴线：它不仅体现在作者对劳动经验的细致描写里，更成为作者重新确认自身主体位置的基本框架。事实上，在塞壬尚未踏足车间之前，就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脑体分工的压抑性力量。在招工阶段，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人力资源主管的目光“反复翻拣”，“就好像我不是一个人，而是某个物品”，她的手掌、手指被仔细检查，并获得某种“纯物理性”的评价。[25]在这里，个体的经验、技能、道德、智力、审美都无关紧要，她被缩减为肌肉和骨骼的组合，以纯粹的劳力输出工具的标准被检视。而作者在此时所感受到的不适，正是对这种脑体分化所包含的异化力量的抗拒。

当作者真正到流水线上工作之后，这种异化感变得更为明显。塞壬发现，尽管电子产品制造业的无尘车间里“煞有介事和不容置疑的气氛”很容易“把人唬在一个电子高科技的幌子里”，但实际工作与科学技术毫无关系。塞壬的岗位叫“看外观”：确认到手的每一版电路板正面端正干净，背面有九个白点，最慢五秒看完一版，如此重复，每天十二小时。不仅是她，生产线上“任何一个人做的都只是简单的手工活”，所有这些工作都不需要关于生产对象或是生产过程的全局性知识和理解（“这个叫背光源的东西的具体原理我至今没弄明白”），只需要对高度碎片化的局部投以“无聊、枯燥、无休无止”的重复性体力劳动。[26]

塞壬所经历的正是一种高度去技能化的劳动过程所带来的后果。工业革命以后兴起的大机器生产模式，尤其是泰勒制主导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将劳动者作为纯粹的局部劳动力组织起来，排除任何对他们的智力投入的要求，而这些局部工作如何划分、彼此如何结合，则由机器及其技术过程主导。用潘毅的话说，“每个身体都必须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这是生产机器为了保证其权力而采取的策略，以免出现被从事生产的个体所左右的可能”[27]。换言之，生产过程中的智性工作被集中在机器及其管理者手上，使得劳动者沦为纯粹的工具。脑体分化由此体现为劳动者与机器、劳动者与流水线的分化对立，后者对前者而言成为一种外在客观的强制力量，不断榨取前者的体力以实现自身的生产意图。

更进一步，作为纯粹的劳动力提供者，劳动者不仅普遍地缺乏对生产对象的整体认识，同时他们也没有权力参与任何与生产计划有关，甚至与自身劳动条件有关的决策。塞壬曾观察到几位女工关于工作位置的争执，惊叹“其中琐碎的细节以及微乎其微的优劣点竟被算计得如此精细——能吹到风、挺直腰、伸直腿都是干活争夺的点”。而当她真正在流水线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持续工作，才终于“理解了其中分毫的得失算计。在持续三小时、五小时、八小时、十小时的劳作里，不能伸直腿简直是活受罪。那种不适，那种憋屈，时刻让人处在将要爆炸的临界点上”。仔细分析，这里所写到的女工的争执和作者的体悟，在根本上涉及的都是企业管理者对劳动条件的支配权：当他们“舍不得开空调”，或是在工位下塞满纸箱，或是选择硬质的塑料圆凳给工人时，就已经单方面决定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身体劳损和身体感受将不被纳入关于劳动条件设计的考虑范围，工人的“算计”也因此只被允许在“琐碎的细节以及微乎其微的优劣点”上展开。[28]

在脑体分化过程中，管理阶层以工厂集体利益（通常仅仅指生产效率）的名义垄断了关于生产对象、产量与任务、生产方式、生产条件等环节的设计和决断权力，从而将普通劳动者的任务缩减为单纯的执行，而管理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分离使得后者的权益很难被纳入决策考量过程。由此，工厂内部的权力等级制沿着脑体分化的界限被建构起来，管理者和执行者这两类不同角色的功能在实践中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支配。塞壬细致描摹了一位叫刘倩的女工如何仅仅因为贴倒了一片膜而遭受到来自流水线管理员张淑云的暴风骤雨般的辱骂，“那语调，那利刃般的谩骂足以成为一个人的噩梦。”[29]在“人们都叫我塞壬老师，都称我为您，都会说敬语”的“我的世界”里，这种“残暴地作践”是不可想象的。[30]更重要的是，这种暴力没有任何个体针对性，而是一种普遍的遭遇。张淑云“似乎没有对谁感到满意过，即使产量超过预计目标的人也依然要承受她的怒骂”，打工者的正面反抗也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各种制度依旧”。就像塞壬的记者朋友告诉她的，这种流水线文化由来已久，最近几年甚至已经因为“害怕有人辞工”而有所收敛。[31]换言之，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劳动者时展现出的不受约束的权威不仅是其自身个人性格特征的表现，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的日常运作方式——其中，管理者成为工厂权力的人格化体现，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时候，这一权力的边界仅仅由劳动力收益和“辞工”带来的劳动力流失成本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所决定。

对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的分解，以及管理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之间严格的不平等关系共同构成了生产空间中脑体分工的核心表征，它们一方面将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削减为纯粹异己的、无意义的重复劳动，另一方面更压抑、限缩、忽视劳动者在体力输出之外的任何潜能，不论是他们的个人经验、智力水平、知识技能还是他们的审美趣味、精神情感、文化想象，都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以外。对劳动者的主体性的排斥，正是为了更高效地将他们作为客体组织到流水线生产过程之中。塞壬在车间里遭遇和见证的，恰是生产过程如何不断塑造出这种单向度的、片面的、工具化的劳动者的景象。

脑体差别的话语逻辑与审美形式

《无尘车间》一书的特别之处，还不在于作者对车间里的脑体分化及其后果的观察和记录，而在于这种脑体分化和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被作者挪用成了叙述者理解、描述劳动者群体，乃至建构自我身份时的一种内在视野。换言之，和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叙述者既没有试图反思或批判脑体差别的运作，也没有把太多精力花在展现打工者的不满，或是他们被生产逻辑所遮蔽的、更为丰富多元的主体面貌和精神世界上。叙述者笔下的劳动者群体不仅几乎从未表达过自身的精神世界，甚至对自己所身处的劳动条件的严酷性，都似乎毫无反思和抗争的能力。“她们一律地波澜不惊，按部就班地做着手上的活，一如她们臣服于这命运的深海，她们的身上没有一片逆鳞”[32]，即便是面对管理阶层的肆意压迫和辱骂，也似乎毫无感受，“完全是一副没有受到过伤害的样子”[33]。

在叙述者的描述中，打工者唯一关心的，只有劳动报酬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只有“扣钱才是天大的事，分厘必争”[34]。对劳动报酬的关注被叙述者反复纳入一种奇特的“尊严话语”当中加以呈现。叙述者在这种关注里看到了“人性的强大、坚忍，那种紧紧握实命脉永不撒手的力量。……我看到了真正的尊严。劳动兑换金钱，这种不容易一丝让步的尊严。……我要成为那样的人，活着只坚守自己认定的价值，不受干扰。其他的可以全部删除”[35]。在对报酬的追求中，打工者可以“不依靠任何人，按小时取酬，人人平等”。在这种“人生以每小时十块钱的价格出售”的生活里，叙述者感到了“一种无边的安宁与自在，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过着安静、简单，近似于零的生活”[36]。这种生活“有卑微的甜蜜和心安的自足。明码标价的薪酬，无欺，无诈，精确到每一个工时。永远对你敞开怀抱，你可以吃饱饭也可以睡得安稳，你永远不会走投无路。它是一碗干净的饭，而且，理直气壮”[37]。而当你选择从事日结工而非合同工时，你甚至“是自由的，没有契约，没有甲方乙方，不用请假，想做几天就做几天，今天在这家，明天去那家”[38]。

在叙述者看来，劳动者群体的生活是一种有“真正的尊严”的、“人人平等”的、“安宁与自在”的、“无欺，无诈”的、“自由”的生活。正因此，叙述者认为，打工者“内心其实并没有太多来自所谓命运的愤怒以及强烈想要改变命运的意念”[39]，她们都是“纯粹的、每小时价格十块钱的女工，简单、空白，人生没有别的妄念，安于此，服从这既有的规则。……因为，他们的人生不会有任何变数和奇迹”[40]，或者用书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词，她们都是“安于此命”的。

打工者所呈现出的“安于此命”的状态，并非来自于外在条件的束缚和限制，而是来自于她们自身某种内在的倾向和选择，是因为她们“活着坚守自己认定的价值，不受干扰。其他的可以全部删除”。脑体分工由此被颠倒为打工者自身的内在价值观念和自主选择的表达，也因此，它不仅免于被拷问和反思，甚至还被塑造为某种值得追求的状态，是一种“昂扬的精神内核”[41]的表现。脑体分界成为作为叙述者的“我”和作为叙述对象的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分界，思考、分析和反思成为叙述者的特权，其他打工者往往只能作为思考的对象而非思考的主体而存在。

审美趣味和感官能力成为阶层区分的标识，劳动者群体相对于叙述者而言总是处于一种“缺乏”状态。换句话说，这种区分所凸显的从来不是“我”与其他打工者在审美和感官经验方面的差异，而是那些“简单的日结工”不太可能发展出来的能力。

这种感官能力的区分更为鲜明地体现在叙述者对其他打工者的外貌或“姿色”[42]不经意的品评中，他们通常是油腻的、脏黑的、有体味的、衣着无品的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写到女工的妆容时，叙述者笔下常常会出现“劣质”一词——“劣质的”口红、“劣质的”香水，以及在她们生活的园区里，“劣质的街边音响鼓噪着低档生活区的审美”[43]。有学者曾在调查后指出，女性打工者之所以普遍愿意付出大量收入来打扮自己，是出于对公共话语中关于“打工妹”的刻板视觉印象的一种反动，是希望“从视觉效果”入手“减少被排斥感”，是一种融入城市生活的策略。[44]也就是说，在这种妆容的设想背后，包含着她们对于城市审美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展开的策略性的自我想象与建构。显然，在《无尘车间》中，这种策略没有起到效果。

朗西埃曾提醒我们，身体的各种感官能力总是依据其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秩序而得到配置的，总是在特定的配置结构中起到作用、获得理解的，这种秩序规定了身体所“应有的”“恰当的”感官能力。[45]相应地，在《无尘车间》中我们观察到的是，劳动者群体的审美和感官能力被叙述者沿着脑体差别的界限加以分配。在种种关于审美趣味和感官经验的细节描述中，叙述者一再呈现并确认了自身与周围劳动者群体之间在审美能力上的分化。对这种分化状态的建构中，叙述者重新确立了自身的主体位置。脑体差别为叙述者的主体位置提供了新的框架：叙述者一方面基于这一差别建构了自我与他者在智性、审美、感官等诸多方面的二元关系，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自我以穿越这两个世界的能力。在这种穿越里，作者既展现出她能够继续保有作为“作家”的丰富审美感受力与独特性情不被体力劳动所消磨[46]，又因为体察、理解了体力劳动者的世界，感受到了“劳动的尊严”和“生命之重”，从而在精神层面变得和他们一样“强大、开阔”[47]。

不论是对审美能力的凸显，还是借助“尊严话语”展开的对体力劳动的赞美，最终服务于对“理想自我”的形象建构的需要。或者毋宁说，正是出于建构这样一种“理想自我”的形象的需求，作为此种自我之“他者”的打工者形象，才策略性地被构造出来：这一“他者”既为“自我”提供了审美上的对照物，又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尊严与力量。关于打工者的叙述，归根到底成为关于自我的叙述，由此，劳动者世界中的脑体差别也就必然成为叙述者的自我理解中的一个奠基性的部分。

超越分化：社会关系的重建

尽管脑体差别成为《无尘车间》中描述劳动者、重建自我的必要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整个叙述过程中，这一框架没有遭遇过任何挑战。事实上，在所有三个篇章里，我们都会读到某个时刻某位打工者展现出了跨越分化边界、挑战他者化的叙事图景的潜能。譬如说，叙述者曾在车间里遇到过一位名叫阿坚的“工油子”，他幽默、直率，是车间里的活宝。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经历和爱情故事，似乎显示出他“有一种不属于这个空间的外部眼光。他的意识应该探到了厂区的外部世界。”[48]再譬如，在做日结工的时候，叙述者遇到一位拥有大姐大地位的罗姐。她不仅有能力拉起十几个人的队伍共同进退，与中介或资方讨价还价，甚至能够跟工厂协商，要求调整工作安排，使得女工们获得更多休息时间。[49]不论是阿坚的情感、性格与游历，还是罗姐在一个复杂环境中展现出来的洞察全局、凝聚同伴的能力，都指向了他们在体力劳动以外的，对世界更为广阔丰富的理解和实践。

可惜的是，这两个桥段的叙述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展开。在作者和阿坚、小莫两位工友的雨夜闲谈中，后者谈起了对家乡的深情，以及因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而离开家乡，留在工厂的无奈，谈起了他们“真害怕最后离不开工厂，再也走不出去了”的伤感。在这些表述中，我们似乎终于有机会揭开劳动者精神世界的一角，听到他们在游走于城乡之间、工厂内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纠结困顿，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历程、对不同环境的理解和感触。不过，叙述者并未延续这样的对话，而是很快介入进来，将上面的内容回收到了“安于此命”的话语框架中。在她看来，打工者在诸多尝试中一再回到工厂，恰恰说明“选择流水线并不是一种最坏的人生”，抛开其中的苦难，它“同样安抚了太多的人”，提供了“一碗干净的饭”。[50]

相较于阿坚和罗姐，《岌岌可危》一章中的“小师傅”给脑体差别带来的挑战可能更大。小师傅是叙述者以派遣工身份进入一家电子厂时遇到的年轻带教师傅。在叙述者笔下，她似乎和其他劳动者都不一样，“纯净得像一根骨头”，“一看就是从内地初来乍到的乡镇小姑娘，单纯，见识少，土，没有钱，也没有靠山”。当其他人都已经“磨平了他们身上所有的热情，包括交谈和笑”的时候，小师傅还保有“一个少女身上的未泯的天性”。[51]但也因此，她有可能在这个丛林世界中遭到各种恶意与伤害。在某种意义上，《岌岌可危》讲的是一个拯救者的故事：作为叙述者的“我”在遇到小师傅以后，出于自己的道德动机，决定动用自己在经验和经济上的能力，先后帮她解决或至少缓解了被舍友欺负、被保安队长骚扰、不适应工位的频繁变换、被老乡讹钱等一系列问题。在故事行将结束以前，这个拯救者的叙述却遭遇了挑战。叙述者在和讹了小师傅钱的那位“老乡”对峙的时候，后者充满讥讽地告诉“我”，小师傅绝不是“我”一厢情愿地认为的那种单纯、弱小、无知的角色，她和舍友的矛盾仅仅是普通的口角，缺钱的事等“老乡”发了工资就能还上，更重要的是，她和保安队长的关系与其说是被骚扰，不如说是“那个保安被她耍得团团转”。换言之，叙述者的行动所依据的，或许都是小师傅所制造的“假象”。[52]

在我看来，这样一个结尾所标示的，是一次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位置关系的颠倒。事实上《岌岌可危》这个篇章一开始就提示我们，叙述者是带着一种与“写作”相关的动机开启这段旅程的：为了证实她先前的作品的有效性，“不惜耗完半个月的年假，再一次重返工厂流水线”。在重返过程中，她一会儿思考这次的经历是否会和之前的“打工文学”“大有不同”，一会儿品评她所遇到的人身上具有的“文学趣味”（“她一旦被人描写，就会跃然纸上的”）。在听到小师傅的经历的时候，她感叹这“太像一个故事的开头”，而小师傅在工厂的磨难，在她看来也构成了“一个场景”。[53]所有这些细节与修辞都提示我们，这一趟重返工厂之旅，同时也是一次写作之旅，一次以发掘人物和场景为目标来拣选、编辑生活经验的旅程——小师傅正是这次写作之旅中被确立为故事主角的人物。

准此而言，“老乡”所提醒我们的是，一方面，小师傅是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里的人物，但另一方面，叙述者其实同时也成为了小师傅所讲述的故事里的一个人物。重要的不是两个故事何者为真，而是这一状况证明，和叙述者一样，小师傅也同样有能力调度场景、设计人物、表演角色、控制信息，以此构造出“假象”，令叙述者自觉地沿着小师傅所设计的故事情节来行动。和身为作家的叙述者一样，身为劳动者的小师傅也同样具有“书写”乃至“虚构”的能力，她无法再被脑体分化的界限所规定。

阿坚、罗姐和小师傅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在某个瞬间撼动脑体差别的分界线，或许都与叙事者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关系有关。在塞壬的整个体验过程中，她实际上一直对与打工者建立“真实”的社会关系保持着高度警惕。她不仅编造了一套关于自己私生活的“谎言”[54]，更是拒绝来自工厂同事的“加微信”的要求，“即便加了，我也会屏蔽她”[55]，生怕暴露自己作为作家的生活面向，后来还专门用一个新的号码注册了新的微信。但是，在面对阿坚、罗姐和小师傅的时候，这种防备心态似乎有所降低。她虽然拒绝了阿坚加微信的请求，但却愿意和小莫一起到阿坚的出租屋去分享宵夜；在罗姐那里，她因为主动向脚部受伤需要消毒的罗姐提供了酒精凝胶管而结下“善缘”，后来还选择“入局”，支持罗姐一起与中介协商工厂的选择和劳动报酬，成了罗姐的“自己人”；而在小师傅那里，作者更是屡次克制自己置身事外以维护“客观的视野”的冲动，主动卷入“私人恩怨”之中。也正是在这真正“介入了一个事件，深入了一个人”[56]的过程里，叙述者才探知到了其叙述对象所具有的跨越分化，制造“假象”的潜能。

换言之，对分化状况的超越似乎无法在叙述“之中”实现。或者说，只有当打工者个体不仅仅被当作一个“叙述对象”来理解，而是同时也成为叙述者的真实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时，当叙述作品不仅仅将自身视为对劳动者群体的有距离的观察和记录的产物，而是成为一个社会关系的重建过程中的有机部分的时候，文学写作才有可能成为克服分化状况的一种媒介。

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样本。这本书从叙述者“我”的视角出发，记录了“母亲”从陕西商洛来到“我”工作的深圳同住，并在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等各处做保洁员的经历。就其各自的教育和职业背景而言，“母亲”和“我”显然处于脑体分化的两端：“母亲”年轻时在家操持家务并兼务农，中年以后开始整年外出打工，在辗转矿区与工地的漫长时光中，逐渐“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57]也因此，她“吃尽了没读书的苦头，她身上这也痛那也痛，就是卖苦力留下的印记。”[58]“我”则借助学习走出乡村，“我的世界离她越来越远”。在大学毕业后，我“在大城市的互联网大厂谋得一份工作”，由此“进入到一个她从未进入的由知识构造的世界。经由学习和阅读，我获得用文字解释生命经验的方法”。[59]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光启书局，2023年

一段“重新连接”的旅程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不仅是背负着家庭的共同过往与伤痛的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相互体认与和解，同时也是一次弥合脑体分化的努力，一次脑力劳动者倾听、理解体力劳动者的艰难尝试。然而，细勘这一过程的叙述，我们会发现其中并行着两个相互支撑的故事。一方面，因为“母亲”的保洁员身份，“我”第一次“看见”了生活在自己周边的“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60]，第一次关注起“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样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的”[61]。在这个故事里，叙述者看到了这些“隐形人”因为商场乃至整个城市“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而担负的超负荷的劳动强度，[62]看到了这些劳动的繁杂与枯燥（在深圳，一个保洁员要完成工作，“需要近三十种工具”）及其对劳动者身体的伤害，[63]看到了她们所面对的来自管理者的严苛待遇，也看到了她们在劳动之外适应城市生活的种种辛苦。

另一方面，与如何将劳动者纳入视野的故事并行的，还有一个或许更重要的故事，一个如何获得劳动者的视野的故事：作者经由母亲的“引领，认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深圳”[64]，由此开始透过劳动者的视野来理解城市、思考世界。在前一个故事中，劳动者更多地是叙述的对象与客体，而在后一个故事中，以“母亲”为代表的劳动者则成为了观察与思考的主体，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智性论断和审美想象的发出者，也由此展现出了劳动者自身丰富的情绪感受与深刻洞见。透过“母亲”的经历，我们得以了解到城市劳动者群体如何建立、维系彼此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母亲”甚至通过这一关系独立找到了工作）；了解到她们对城市居民和城市风俗的种种看法，她们如何理解人的社会价值与收入或职业间的关系；同时也了解到，劳动者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世界和审美追求：保洁班组的班长平时“没有休过一天假”，但每到建军节，都一定要见一次战友[65]；木兰阿姨“能唱会跳”，有“十几件漂亮的旗袍”，甚至“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出来工作，让老伴在家照顾孙女[66]；雨虹阿姨会说熟练的韩语，会美容和护肤，假日喜欢独自旅行；“母亲”则会因为搞到了一台缝纫机而焕发出年轻的神采，也会在擦完面霜后，“为自己脸上有柔和的光泽感到喜悦”[67]。

正因为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她们对工作本身的思考事实上也远远超越对报酬的单纯计较或是“安于此命”的态度。她们既对工作环境中的等级关系及其成因有着清晰认识，也时时基于自己在不同工作中对劳动条件、分工安排和人际关系的感受，发展出了自身关于“自由”和“公平”的看法和评判标准。她们不仅表现出面对不公平时的愤怒，更致力于捍卫自己的劳动尊严。举例而言，作者写到由于微信群的出现，管理层开始有能力更为“即时”地介入、指挥保洁员的具体工作，时而让她们立刻到某一层擦水，时而又让她们立刻到另一层捡垃圾。事实上，这正是劳动过程中的脑体分化的表现，新的通讯技术的出现使得劳动过程的决定权被进一步上收，从而将劳动者限缩在更为纯粹的执行工具的层面。面对这样的要求，“母亲”挺身而出，拒绝即时执行微信群的命令，反复向副经理争辩，事情“要一层层地做”、“赶快去做得有一个过程”。在面对来自管理层的“指手画脚”时，“母亲”的这种据理力争，成功夺回了自己对劳动过程的决定权。[68]

劳动者群体的人际关系、情感诉求、审美趣味，和她们对劳动的深刻认知之所以能够一一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来，正是因为“我”以“母亲”为媒介，和她们之间建立了真实而有机的社会关系——“她俩和很多保洁阿姨都已成了朋友”，有时隔几天不见，就有阿姨会问起“我”的情况。[69]换言之，在这里，写作者和写作对象之间绝不仅是叙述关系，写作成了两者建立社会关系之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两者的社会互动延迟了对他人生活之意义的过于轻易的定格、提炼、阐释或自我投射，允许更为芜杂、丰沛乃至越界的细节源源不断地进入文本，由此将自我与他人同时投入到了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在一个分化的世界里，单靠文学书写本身当然不可能克服或超越脑体差异，只有一种超越分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重建，一种生活世界的可沟通性的重建，才有可能指向对分化的克服。只有生成于这一重建之中的文学，一种不来自于主体对他者的有距离的关照，而是来自于主体间的有机互动和对话的文学——一种由写作者和写作对象共同而平等地创造的文学，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参与到这一超越的进程之中。

余论：从“看”的文学到“听”的文学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反思民族志写作方式时曾提到，当下正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拒绝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的“视觉至上论”：“参与观察、数据收集、文化描述，所有这些都预先假定了一个外部立足点——看、对象化，或者更近一点，‘阅读’一个给定的现实。”这种视觉至上论不仅预设了一个用于观看的、隔绝于其所观看的世界的“特权位置”，也倾向于将其观看对象修剪为一个“条理清晰的符号体”。相对于此，克利福德更希望走向一种“听觉”主导的范式，希望凸显“民族志的耳朵”所能起到的作用。这一范式放弃了“客观、疏离的修辞”及其权威视角，将主体投入到田野中的社会关系里，倾听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多主体的、不统一的声音，始终向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敞开耳朵，由此将民族志变成一个复调的、对话的产物。[70]

借用这一说法，我们在张小满的书中所看到的，正是一次走向“听”的文学的尝试。书中固然依旧存在一个权威的观察者和阐释者的角色，常常试图为“母亲”的经验赋予客观的意义，但随着叙述的进行，这个角色似乎越来越让位于“母亲”和她的劳动者朋友们的声音，越来越从观察者与阐释者转型成了倾听者。叙述者不仅从“母亲”“这里套消息”，更是把“很多‘金句’”“从她嘴里直接‘搬’”进了书中。[71]而幸运的是，“母亲”本人恰是一位极好的对话者，她“虽然只会说方言，但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用“真诚的热情”跟所住楼栋、小区的邻居，以及各类工作空间里的同事乃至服务对象都交上了朋友。在跟这些朋友“热络地聊天”的时候，她甚至“完全无视我的存在”。[72]

正是以真实的友情关系为基础，在这本书中，双向的“对话”逐渐取代了单向的“观察”。叙述者的声音不再是唯一的、权威的、客观的，而是一场复调对话的参与者之一，其他人的语言和表述也获得了一席之地。譬如说，书中特意写到了不少“母亲”的方言表达：她把种菜叫做“兴”菜，由此把“‘兴’这个字第一次在我的脑子里变成了有场景的动词”；她形容花开时赞叹“开得花嘭嘭的”，这里的“嘭嘭”二字把开花的场景描述得“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73]这些方言的使用不仅暗示着来自同一个家乡的“我”和“母亲”间“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结”[74]，更展现出语言个体丰沛生动的心灵世界和审美想象，呈现出“母亲”作为文化主体的形象与位置。

在后记中我们读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本身也参与到了持续的“对话”中去：作者不仅尝试“用妈妈也能读完这本书的要求去写整本书”，更逐篇将初稿给“母亲”阅读，“她会告诉我哪里写得不对，哪里还需要补充”。因而，“本质上，是妈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本书。”换句话说，这个文本不仅在“内容”上呈现出了一种“听”的文学的样貌，更将其自身的生成过程纳入了“对话”之中。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逐渐发现，虽然她怀着“从妈妈那里获得心心相印的理解”的真诚动机，但“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75]也就是说，作为“对话”参与者的“母亲”和作者一样，拥有无法被轻易“理解”、轻易“看透”的复杂的精神内核。这样一来，这场“对话”就必然以承认双方在智性潜能与审美经验上的平等地位为基础，由此超越了“看”的文学对脑体分化的依赖。

平等地位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直接指向了写作者与被写作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贯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劳动者书写的核心问题。从脑体差别的视角出发，“看”的文学之所以需要反思，并非意在纠缠于写作者的代言资格，纠缠于写作者是否具有充分的劳动经验或是足够的共情能力，而是要追问这一模式本身的构造方式与脑体分化之间的历史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看”的文学在很多时候复制了起源于生产领域中的脑体分工模式，其中，被观察的劳动者成为单纯的写作素材的提供者，而写作者则垄断了意义分析和审美阐释等“脑力”劳动。而这一问题在当代的打工题材非虚构写作领域之所以尤其重要，抛开那些自述性质的作品，在当代社会中，有能力跨越社会阶层的区隔，“进入”他人生活的，主要是作家、记者、知识分子等脑力工作者，我们几乎从未见到有体力劳动者跨界进入前者的生活空间，去观察和描述前者的生活的文本。

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当代打工题材非虚构所坐落其中的结构性关系。跨界体验的“单向度”性质提醒我们，不论写作者自己的立场为何，这些文本在很多时候依旧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分化之上的写作。“看”的文学不仅对此保持沉默，更将其内化为自身形式策略的一个部分，也由此再度确认了这种分化状态，乃至为其提供了审美包装。与此相对，“听”的文学则因对平等的追求，有可能反过来质疑和反思写作者在面对劳动者时所拥有的优越位置，反思社会分化和脑体差别对写作者的自我理解和审美想象的影响和塑造。

在“听”与“看”之间、“对话”与“观察”之间的打工题材非虚构或许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当代文体。这种当代性并不是说它全面而深入地展现了劳动者世界的图景，而是说它尖锐地表达了展现这一图景时，写作者所面临的当代困难。在各种分化性力量的阻隔与遮蔽中，当代中国的打工题材非虚构既包含着跨越分化的动力，又显现出围绕分化的界限而展开的反复拉锯。写作者和打工者各自的目光与声音彼此交错，一方面将劳动者世界再度带回公共文化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也要求写作本身不断回应劳动者的探问与打量。在这一过程中，“分化”的经验作为一种当代状况逐渐浮出水面并被重新问题化，成为有待检视与论辩的对象。换言之，这些作品固然不能在叙述“之中”解决问题，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让问题显影的有效场域，其中，即便“真正的理解”依旧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但它所激发的重建社会关系、重建有机的共同体联结的潜能，却为文学写作提供了新的生成语境与历史动力，并保存了一份在克服分化之后的世界再度与劳动者相遇的未来可能。

康凌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043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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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国企工人相比，他们却并不享有类似的编制身份、福利保障、市民待遇等条件。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张慧瑜：《从“工业田园”到“无法拥有自己”——对比新老工人的诗歌经验》，《南风窗》2015年第6期。

[3]张彤禾：《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张坤、吴怡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4]塞壬，《无尘车间》，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

[5]林志斌、张立新编著：《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1页。

[6]黄宗智：《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7][8]张彤禾：《打工女孩》，第204、116～117页。

[9]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10]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第10页。

[11][12][13][14]张彤禾：《打工女孩》，第94、139、149、165页。

[15][16]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页。

[17][19]潘毅：《中国女工》，任焰译，第193～196、184页。

[18]姜涛：《“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艺术评论》2015年9期。

[20]Robert J. Thornton, “The Rhetoric of Ethnographic Ho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3 (Aug., 1988), pp. 285～286.

[21]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25周年纪念版），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谢国先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vi页。

[22]此处关于脑体分化的综述主要参照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以及麦克·布洛维的《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世纪文景2023年）。

[23]塞壬：《无尘车间》，第1～4页。

[24][25][26]塞壬：《无尘车间》，第1～3、7～8、29～32页。

[27][28][29]潘毅：《中国女工》，第84、134～138、43页。

[30][31]塞壬：《无尘车间》第180、56～60页。

[32][33][34][35][36][37][38][39][40]塞壬：《无尘车间》第168、44、47、47、52、72、126、4、34页。

[41][42][43][44]塞壬：《无尘车间》，第80、54、50、127页。

[45]Jacques Rancière,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trans. Gregory Eilliott, New York: Verso, 2011, pp. 69～73.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从感官的分配这一视野出发，讨论过当代中国关于外卖骑手的非虚构作品。见康凌：《麻辣香锅与劳动的身体：对一个非虚构文本细节的阐释》，《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46][47][48][49]塞壬：《无尘车间》，第28～29、81、66、150页。

[50][51][52]塞壬：《无尘车间》，第72～73、94～97、111～112页。

[53][54][55]塞壬：《无尘车间》，第82～110、54、15页。

[56]塞壬：《无尘车间》，第105～112页。

[57][58][59]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第4～5、343、iii～v页。

[60][61][62][63][64][65][66][67]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版，第41、20、32、179、371、270～271、285～287、353页。

[68][69]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第217～218、375～376页。

[70]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不完全的真理》，《写文化》，第58～62页。

[71][72][73][74]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第371～378、63、121、177页。

[75]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第378～382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作者康凌。网络版载于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感谢公众号及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贾硕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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